一、 明朝：从开国初创的“尊崇”到末世不辍的“礼制”

明朝建立后，嵩山作为“中岳”的地位被再次以国家典制明确。

  • 明初太祖、成祖时期：奠定“中岳”正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平定中原后，即下诏复建祭祀中岳山神的典礼，并在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正式诏定五岳名号，确立嵩山为中岳。自洪武年间起，太祖多次派遣道士前往嵩山祭告，逢帝王寿辰及平定叛乱（如洪武二十八年平定广西南蛮），皆亲遣内臣或道士致祭。太祖还亲自撰写了《御祭文》。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，于建文四年（1402年，即洪武三十五年）以登基之礼，遣道士致祭于中岳庙。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、五年（1407年），为祈福和平定安南，持续派遣礼部官员或道士前往嵩山祷祭。
  • 明中前期（仁宗至孝宗）：祈雨祈岁，灾害之下频频告祭这一时期，祭祀的触发因素多为天气灾害与农业丰歉。明仁宗、明宣宗皆依登基旧制遣官告祭；明英宗在正统年间曾两次因旱灾派遣官员前往嵩山祈雨。明代宗在景泰年间更是连续多次遣官，原因包括祈雨、祈丰年，以及对国泰民安的祈福。明宪宗在成化年间也曾因旱灾、“大风及地震”、边患等事多次派人前往告祭。明孝宗在弘治年间，每逢遇旱祈祷，皆遣官祭祀。
  • 明中后期（武宗至思宗）：宫闱国事与末世告祭明武宗正德年间，因祈雨、平定边患、宁夏兵变等皆有遣祭。明世宗嘉靖时期达到了明朝遣祭的高频率。他不仅在登基、祈雨时遣官，在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因祈求得子，亦曾祭祀中岳。后续的岁旱、万寿圣节（皇帝诞辰）等，都成为催动祭祀的重要契机。明神宗（万历）以及明朝末年的明熹宗（天启）、明思宗（崇祯），在明朝国势日颓之际，依然恪守国家礼制，于登基、旱灾等时节遣人赴嵩山告祭。直至崇祯朝覆灭，祭祀嵩山的仪式才随明祚消亡。

二、 清朝：从统一到鼎盛，满族皇帝对中岳的极致推崇

清朝入主中原后，全盘继承中原祭祀礼制。清朝祭祀中岳的频次极高，且与满清皇室的政治统治深度绑定。

  • 清初顺治、康熙：巩固统治，五岳之首清世祖（顺治帝）在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迁都北京后，即“定祭五岳之礼制”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因皇帝大婚，再次遣官祭祀。清圣祖（康熙帝）是清朝最重视中岳祭祀的帝王之一。康熙初年登基遣祭；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因皇帝亲政遣祭。康熙年间，频繁因平定三藩之乱、东巡巡视、立储、皇帝五旬大寿、皇帝六旬大寿、国丧（如祖母孝庄文皇后、皇太后驾崩）等国家头等大事，频繁遣官致祭中岳。其撰写的《御祭文》更是留名青史。
  • 清高宗（乾隆）：亲临中岳的极盛时代清朝皇帝遣祭中岳虽多，但极少亲临。清高宗乾隆帝是中岳嵩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践行者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十一月，乾隆皇帝亲临中岳嵩山，在岳庙举行隆重的祭祀大礼。亲自登坛行礼，并派官员行“三跪九叩礼”。除此之外，乾隆因万寿节、皇太后八旬大寿、册立皇后、南巡等诸多盛典，数十次派遣重臣告祭中岳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、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在皇帝八十岁大寿之际，依然遣大臣前往恭祭。
  • 清晚期：家国多难，礼祀不辍清仁宗（嘉庆帝）：嘉庆年间，因册封皇太子、白莲教起义等，多次遣祭中岳。清宣宗（道光帝）：在河南水患严重、运河与黄河决堤之时，屡屡派遣地方总督、总兵亲赴嵩山祭告求安。清文宗（咸丰帝）：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登基时遣祭。清穆宗（同治帝）在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因平定太平天国取得阶段性胜利，遣官祭告中岳谢恩。清德宗（光绪帝）：光绪年间历经八国联军侵华，清廷西逃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，依然专程遣官赴嵩山祭告。清宣统帝（溥仪）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登基时，遥祭中岳。随着清朝灭亡，宣统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祭祀中岳嵩山的帝王。